上初中后，我就继续当班干。

起因是这样的，我觉得我们班里高手云集，所以我不当班长/副班长/学习委员，在小学里，文娱和宣传都是比较多才多艺的女孩子干的，同时我觉得既然学习好，那么纪律一定很好，所以我也没选择当纪律委员。我认为劳动委员经常要自己劳动，于是便也没有当劳动委员。刚好有个电教委员，我小学时好像也当了电教委员，于是我便去竞选了。

说起来也是一件糗事，有一个日后成为班里同学都讨厌的弱智（当然，他应该本来就是弱智，他的言行举止不像是班里的风气塑造的）与我竞选，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时并没有放弃，并且我在他之后上台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：我的词被他给抢了。于是我在发表无稿演讲时，硬气了办理的一阵哄笑。

他好像赢了，于是他上台。

后来同学们发现他情商不太正常，我好像也是，于是便对他进行霸凌（确实符合霸凌的定义），对我进行批斗。班主任常常将我和他相提并论。当然，我当时非常固执，非常易怒，还很容易哭，所以在某些时候我们看起来是相似的。

后来，在班主任的命令下，电教委员这个职务在我们俩之间不停切换。

后来，我受不了班主任对电教委员职务毫无节制的管辖了，便提出辞职，后来也是慢慢戒掉了触碰大屏幕的习惯。在此前后，我在宿舍同学的批斗下，也辞掉了舍长的职务。

辞掉舍长职务后，宿舍关系较为缓和。慢慢的，我发现我们宿舍的人本是一丘之貉，慢慢理解了他们为什么接受不了我的管辖。

后来我又思考，舍长这个职位的定位在哪里。我发现了宿舍管理条例中的一句话，“宿舍长配合宿管考勤者，每周加 1 分卫生分也”。好像是这个内容，具体我不记得了。但是如果忘记了，有宿管提醒后才来考勤者，也加分。我记得后来宿管有时赋予舍长一些权利，好像没有赋予我（可能是心理作用罢），而不是赋予民主，但是即使赋予民主，也得不到我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。

我认为我们班里的同学对权力的认识太幼稚了。

在有我在的时候，宿舍内任何稍微合理一点的提议都被慢慢废弃了。而不合理的提议立刻被我证明不可行了。我发现我们宿舍，乃至整个宿舍管理体系，都是悖论。

我记得有一次，班主任还是级长说，隐形眼镜最晚戴到 10:20。于是我那天便吃了个夜宵再回宿舍，熄灯后才戴隐形眼镜。

结果宿管就质问我。最后我说，我们班主任/级长说了，隐形眼镜可以戴到 10：20。

结果她问我，在宿舍，你听级长的还是听我的？

可惜当时我没有怼回去：“我爱听谁的听谁的。你觉得他们说的话是错的，你去找他们理论去。反正是你系统体制内部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”真是太可惜了。

于是我在初二便选择离开宿舍，办理走读。还有一个原因是竞赛需要。

暑假回来后，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我的思想已被磨钝，不再尖锐，不再易怒，不再爱哭。变成了班里同学与班主任接受的那种人。

而那位同学还没变，还是那样弱智。

我发现宿舍矛盾减少了许多。虽然我们宿舍的同学被扣了许多宿舍分，但是班主任不再隔三岔五地找他们约谈。还是有人有时因为顶撞宿管被班主任约谈，但是其实是没有意义的。你可以反抗一个人，但你不可能反抗一个制度。

电教委员现在是由一位老数竞负责。

我听带了班主任找那位弱智谈话，大致内容是这样的：“我能让你留在这个班已经是赏你脸了，要不然我就去找级长，申请对你特殊处理了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……”后来有时也见到班主任瞪着眼，对他说：“最后一次了啊！”，此时他的脸也沉下来，表现出一副悔改的样子。但我见过他这样太多次了，他的道歉的悔改的承诺已一文不值。我已经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，但是我仍旧不明白这样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。

我们班里有过被特殊对待的例子，他有时在班里，有时不在，有时在校园里，有时不在。来则看小说，有时上课时当着全班的面吃肯德基，看的入迷时会用手敲旁边的墙壁，发出声音，有时是在我们自习时这样做。没人管，也没人管的了他。或许这样是他最好的结局吧。

那个弱智，班里的同学打他，踢他，他也不告状。骂他，造他谣，他也会以同样尖酸刻薄的话语回怼。可能他身上只有这一点是我们班后天培养出来的罢。

我当上了宣传委员，有时会在班主任的提醒下督促同学们画黑板报，有时自己会去画。画完了之后再去给同学们加分。有时候忘记了，同学们都忘记了，便不加了。

过上了清闲恬淡的校园生活。班里的同学也是如此。